中国政府不喜欢ＶＩＥ结构，但采不利行动的可能性降低
来源：经济通
《经济通通讯社１８日专讯》评级机构标普发布《信用答疑：重新审视标普中国受评公司的ＶＩＥ风险》，认为政府针对中国公司ＶＩＥ结构采取不利行动的可能性有所降低；ＶＩＥ风险降低对腾讯控股和阿里巴巴集团有利，为体现两家公司信用质量的增强，标普向上调整了其个体信用状况评估。２０１５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指出，禁止外国投资者通过合同、信托等方式控制限制外资持股领域内的境内企业。该草案要求可被解读为对ＶＩＥ结构的禁令。然而，这一表述在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通过的《外商投资法》最终版本中被删除，因此ＶＩＥ结构的合法性仍处于灰色地带。
＊ＶＩＥ结构的合同条款依旧存在法律争议风险＊
标普表示，政府至少不会全盘禁止这一模式，甚至可以将此解读为对ＶＩＥ结构的一种隐性认可。考虑到ＶＩＥ结构在中国采用的普遍性及其所带来的好处，标普认为政府几乎没有动力对其采取不利行动。估算采用ＶＩＥ结构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超过１﹒２万亿美元，其中未包括采用ＶＩＥ结构的上市和非上市公司通过其他融资渠道筹集的资本。
此外，这类公司一方面能从外国资本中获益，另一方面其重要资产和专利的所有权仍保留在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境内公司或个人名下，因此看起来对政府和私营公司双方均有利。但标普认为ＶＩＥ结构的合同条款依旧存在法律争议风险。例如，ＶＩＥ实体（即境内运营实体）若不再履行与对手方的合同协议，可能导致境外实体的投资人蒙受巨大损失。由于ＶＩＥ实体与外资全资子公司之间合约的合法性尚未明确，因此投资者恐难以从中国的法律体系获得赔偿。
举第一个例子说明，互联网企业建立VIE结构的初衷
和不少互联网企业一样，DaoCloud 创立之初搭建了VIE架构。VIE结构，是Variable Interest Entity的简称，直译为“可变利益实体”，国内普遍称呼为“协议控制”。VIE结构是实现公司控制与合并财务报表的方式之一，通常是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通过其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外商独资企业WFOE）以协议控制的方式控制一家境内运营实体公司，从而实现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对境内运营实体公司的并表，进而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得以在境外融资或上市的运作模式。
“这和国内资本市场的规定有关系。”郭杰向界面新闻解释到，国内在主板或中小板上市的企业必须在股票发行前3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超过3000万，发行前3年累计净经营性现金流超过5000万或累计营业收入超过3亿元。即便选择在创业板上市，也要求企业至少最近一年盈利，且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
然而，大量互联网企业如果要实现盈利，可能要到企业发展的后期。“比如美国的亚马逊，成立了二三十年，近几年才开始真正盈利。它是一家非常优秀的企业。”郭杰指出，正是由于国内资本市场的限制，导致过去二十年左右，以BAT为首的优秀IT企业大都选择到境外上市。
举第二个例子拆除VIE结构的例子，投身科创板
VIE架构的公司若要回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则需要在上市前将VIE结构拆掉。近几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拆除VIE的企业越来越多。
2016年入职 DaoCloud 的郭杰便建议CEO陈齐彦，是时候拆除VIE了。
“其实在那时候，我们已经敏锐地嗅到了国内资本市场在转变。巧的是，两年过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进博会宣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这个科创板可能会更注重企业科技的领先性和成长性，在盈利要素方面可能会向国际接轨。”
DaoCloud 的业务主要面向国内大型金融企业、制造业企业、政府机构。“特别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国家的涉密项目，这对企业的数据和股权结构有一定要求。”郭杰说。因此，DaoCloud 决定成为一家核心技术完全国产、自主可控的纯内资企业。
23天全部办结
拆除VIE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成者有之，败者亦有之。比如，盛大游戏在2014年左右开始拆除VIE时，股权变动频繁，股东之间利益冲突明显，加上游戏行业加速洗牌，拆除VIE之路颇显艰难。再比如，2017年11月，珍爱网拆除VIE失败，回归A股上市梦碎。
“很多企业可能拆着拆着就死掉了，这是一个需要魄力的决定。因为企业需要引进境内的投资人，通过极其规范的方式，把原来引进的美元资本全部清干净。境内境外的架构体系处于不同轨道上，美元投资下对企业的估值和人民币投资下对企业的估值是不一样的，而拆除VIE需要境内投资人把境外投资人的股份买断。怎么把估值抹平、让境内的投资人和境外的投资人取得一致认可是最重要的。”郭杰表示。
成败的关键在于新老投资人的磋商。耗时四五个月时间，DaoCloud 的新老投资人终于谈拢了。
“在后期，拆VIE需要经过商委、工商、税务、银行和外管局，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好在我们公司是一个极其规范的公司，所有的文件都是齐备的，这也是拆VIE的一个必备基础。”郭杰强调。
举第三个小米的例子，很多VIE结构还与海外避税有关
除了对于上市公司控制权统一的需求外，小米创始人雷军或许是这类考虑下最好的例证。此前，他将其持有的小米集团42.95亿的A类股，以及22.83亿的B类股，共65.78亿股都托管于诺亚财富旗下的方舟信托ARK Trust(HongKong)Limited(简称“ARK”)，受益人为雷军及其家人。这样一来，雷军在小米集团的控制权集中在信托一个主体上，即使将来他离婚或者后代继承时，也不至于对小米集团的控制权产生影响。
原本按照中国税务规则要求，雷军个人持有的小米集团所有股份一旦分红，需要在内地缴纳相关税赋。但通过离岸家族信托后，雷军在小米集团持有的利益实际已经委托给了ARK，相当于雷军不再个人持有小米集团的所有股份，而缴税主体也相应发生改变。
通过这样的设置，雷军未来很可能只需要缴纳从信托公司分红后其个人作为受益人的税赋，而信托的其他受益人若是非中国税务居民的话，则不再需要缴纳中国税赋。
更极端的可能性是，若是作为受益人的雷军并不从信托公司分红，他可能完全不需要因持有小米股份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对于很多在港上市内地企业的创始人及管理层来说极具诱惑，也就不难理解当下的赴港上市富豪们对于开设离岸家族信托的迫切需求了。
但据了解设立家族信托的初衷并不是避税。因为，富豪的资产设置了家族信托之后，其资产所有权进行了变更，以使得家族信托的受益人的税务居民身份能够进行合理合法的税务规划。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底，香港216间上市家族公司中，至少约30%的企业以家族信托形式进行控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