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房租暴涨、为国生娃等话题持续发酵，人们越来越真切地感到钱不够花的压力之大。

不仅老百姓感受如此，宏观经济数据也揭示了消费这驾被国人寄予厚望的“马车”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甚至有学者用“消费异常疲软”来加以描述，仿佛近些年如火如荼的“消费升级”正在降温。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居民的消费情况？让我们从宏观经济数据的理性分析入手。
 
被低估的居民消费
 
先来看一下我国居民的消费景气状况。对此，业内一般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情况来刻画。

从数据上看，7月当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8.8%，为2018年以来次低水平；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实际增速为6.5%，创下了近年来新低（参见下图）。从1-7月累计增速看，名义与实际增幅分别为9.7%和8.06%，均为近年来的最低。



究其原因，短期外部因素冲击带来的影响，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回落的重要因素。

最直接的便是5月22日国家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从2018年7月1日起将大幅度下调汽车整车和零部件的关税税率。该政策的出台，对5月和6月的汽车销售造成了直接冲击，大多数高端进口车潜在购买者把购车计划延后到7月之后，相应地，7月份汽车类消费增速也创下新低，衰退幅度达到7%。
 
市场原本寄希望于7月份关税降低之后汽车消费能爆发，但是，7月份的中美贸易争端过程中，中国对美进口汽车大幅加征关税，使得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汽车类消费仍维持持续低迷态势（参见下图）。



从数据上看，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指标衡量的居民消费，确有持续低迷的态势，这也是不少人唱衰消费的强有力佐证。

不过，严格地说，该指标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情况，尤其是居民服务消费的增长。

按照国家统计局官方定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销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按照这个定义，居民消费中除餐饮外的服务性消费都未在该指标统计之列，而这些消费（教育、医疗、文化、艺术、服务、金融中介、保险以及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等）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正逐日增加。

举例来说，根据Wind数据显示，网上消费中，服务消费的比重已由2015年初的17.05%上升至2018年7月的26.5%，且网上服务类消费的增速也始终高于网上消费的整体增速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服务性消费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实物类消费的增长速度，同时也与我国当前居民消费向服务类消费升级的大方向吻合。
 
居民消费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综合前文所述，在理性看待消费数据疲软态势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国人消费仍有较大潜力可挖掘。理由如下：

一方面，居民消费比重偏低预示着上升空间较大。在2017年的GDP构成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高达58.8%，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然而，最终消费支出同时包含了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而2017年，居民消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不到40%，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美国（69.5%）的水平，也低于老龄化严重、消费增长低迷的日本（56.3%）和韩国（47.8%）的水平，还低于印度的居民消费支出水平（59.1%）。不过换个角度看，正因为我国居民消费在横向对比上低于其他国家，所以也预示着国人消费扩张的潜力仍然较大，前景可期。


     
另一方面，居民服务性消费增长潜力巨大。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居民消费升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服务性消费逐渐取代商品性消费的主导地位。横向对比看，2017年中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1.4%，不仅远低于同期美国（64.55%）、日本（59.98%）和韩国（56.45%）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也大幅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在人均 8500 美元（2017年中国人均GDP为8836美元）时的居民服务消费水平，例如韩国1993年人均GDP为8740美元，服务消费占比高达53.8%。可见，我国服务性消费具有可观的增长潜力。



居民消费扩张的三大掣肘性因素
 
潜力虽然有，但毕竟尚未成真。要想真正将居民潜在的消费能力与扩张空间释放出来，至少需要克服以下三点障碍。

第一，居高不下的居民杠杆率对消费造成挤压。虽然适度的负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与宏观经济的增长，但过高的负债显然会对居民消费空间造成挤压。

根据社科院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28%快速上升到2017年的49%（参见下图）。其中，以个人购房贷款为主要力量的长期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2014年下半年以来，新增购房贷款对新增居民负债的贡献率高达60%，这还不包括近年来大量居民短期信用贷款、消费贷款以“首付贷”的形式曲线进入房地产市场。
 


如此一来，居民债务压力要比数据所展示的更大，这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居民消费增长带来“挤出效应”，并最终成为我国居民消费长期增长潜力的重要掣肘。
 
第二，收入差距加大制约中低端收入的消费潜力。Wind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以来，总体呈现出先攀升后稳定的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至今，基尼系数从未低于0.46，而最近三年，更是逐年增大，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17年的0.467，这充分证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不仅仅是收入差距，居民财富差距也是与日俱增。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中国人均财富基尼系数已高达0.789，明显高于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经济转型较为成功的经济体。而在高于中国人均财富基尼系数的经济体中，巴西、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国家，长期面临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困扰；美国虽然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其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过大（参见下图），也长期为社会各界所诟病。



根据经济学有关理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者，而当过多财富掌握在较少人手中的状况愈演愈烈时，便会抑制整体居民的消费增加。虽说高收入者也在豪车、高端白酒等高层次消费领域有所贡献，但相比那些规模更加庞大的中低收入“长尾人群”，他们对于整体居民消费扩张的作用仍不足以抵消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高品质商品和服务业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在高品质商品供应方面，虽然我国制造业数年前就提出了“品质革命”，也出现了小米、网易严选和苏宁极物等高品质商品供应商，但仍无法满足居民对高品质商品的追求。这使得我国居民消费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外流”趋势，最直接的例证便是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的激增——2010年-2017年，我国跨境电商规模从1.3万亿元增长到7.6万亿元，增长了近五倍（参见下图）。另外，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境外消费总额为2580亿美元，位居全球榜首。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国民对境外高质量消费品的巨大需求。
 


在服务业有效供给方面，我国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业的有效供应和竞争力不足，境外求医、境外求学、境外旅游娱乐已经进入了国内普通家庭，这使得在2010年-2017年期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从151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359亿美元（参见上图）。

因此，为了刺激消费回流与潜力释放，必须继续贯彻“品质革命”，着力扩大高端优质商品的供给量，方能提高国民在国内消费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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